华国当时进行的是地面核试验,试验产生的微量辐射颗粒将被风吹向南部,并会被山顶的感应仪自动捕获。通过对这些微量颗粒进行研究,就可以获泉国核武器的当量等重要数据。楠达-德维山海拔高度7817米,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之一。只要电子设备的功率足够强,华国境内遥远的试验基地就可被一览无余。
华国进行核试验的时候,罗伯特.夏勒还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院一名年轻的内科医生。一天,医院的有线广播忽然通知他到前厅去,说有一个戴墨镜、穿雨衣的人在那儿等他。
“您就是罗伯特.夏勒吗?”这位神秘的访客随即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机票并问道,“有没有兴趣去一趟喜马拉雅山?”这位客人随后向他解释道,中情局需要一位具有电子技术知识和丰富登山经验的医生,而夏勒正好满足这些条件。中情局答应每月付给他1,000美元,作为交换条件,他要为中情局服务并严格保守秘密。当时的1,000美元还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。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,加上终生难求的登山和为国效力的机会,夏勒很快便下定了决心,随即开始参加训练。
夏勒参加的训练是需要严格保密的,即使自己的家人也一无所知。自从参加训练以后,他上班总是迟到早退、来去匆匆,回到医院时不是变瘦了,就是哪儿又受伤了。医院里的同事们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,而夏勒对于别人的疑问总是闪烁其辞,顾左右而言他。他的官方掩护理由是参加科学家/宇航员训练项目,但他不能透露更详细的内容。
每次训练开始时,他都要先穿过由帆布搭成的一个通道,再进入一架窗户密闭的飞机。夏勒的同伴们可谓行行色色,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汤姆.弗罗斯特的登山探险家,他因曾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探险而闻名遐迩。他们的队长是印.度著名的登山队员莫汉.辛格.科利上尉,曾登上过珠穆朗玛峰顶。其它许多人夏勒并不熟悉。但从他们掌握的核技术知识来看,应该是科学家或教授。经过几个月的训练,他们很快就能熟练地从直升机上跳下并用塑性**摧毁目标,还学会了使用核试验装置,这些装置是为他们的任务而特制的。在训练中。他们还要反复把这些装备拖上阿拉斯加的陡峭悬崖。为将来攀登喜马拉雅山做准备。
华国核试验一年之后的1965年秋天,这个秘密小组的人员在“庇护所”╠╠楠达-德维山旁边的一个天然要塞集合。此前,共有6个人登顶过这座被当地人称为“女神”的海拔25,000英尺的山峰,但只有3个人是活着下来的。由于需要携带大量的监视设备。科利上尉等人预计这次攀登将更加困难。但是,夏勒和其他米国登山队员却满怀信心,决意要创造历史。
登山行动开始后,12名登山队员和当地的夏尔巴向导开始向楠达-德维山缓慢攀登。虽然携带这些装备登山很吃力也很不方便,但这些核装置却能在晚上为他们提供一点温暖。这些重达40磅的发电机里有充足的钚。足够为监视设备提供1,000年的电力,从而能让米国和印.度连续不断地监测华国的核弹和洲际导弹试验。
一连几天,队员们都在楠达-德维山的正面攀登着,夏勒用他的相机和日记记录了每天的行程。这些秘密间谍们脚穿钉靴、手持冰斧,跨过遍布缝隙的冰河,渐渐向高营地(登顶前的最后一站)靠近。此时,楠达-德维山险峻的顶峰就耸立在他们上方1,000英尺处。然而,好景不长,当队伍到达高营地时。天空忽然阴云密布,冰冷潮湿的空气预示着辩雪即将来临。
此时如果知难而进,他们很可能会面临被恶劣天气吞噬的危险,于是登山队队长科利上尉临时决定打道回府,等到来年春季登山期时再重新攀登。为了省去下次登山时再次携带监视设备的麻烦。科利上尉命令队员们把设备打包捆在山腰上。尽管其他队员颇感意外也相当懊恼,但他们还是把一部天线、两台信号发射机和核发电装置捆在了一处突出的岩石上,随后便匆忙下山了。
第二年春天,登山队重整行装再次开始攀登。可是当他们抵达高营地寻找存放包裹的地点时,那块岩石早已不翼而飞了。四下侦察一番后。他们推测那块岩石可能是被雪崩削掉了,核发电机和7支雪茄状的钚燃料棒也很可能被深埋在了冰雪之下。
尽管没有人能够肯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其后果却很令人担心,存在两种同样危险的可能性:一是核燃料落到了坏人手里,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;二是移动的冰层把钚燃料棒碾成了粉末,4磅重的放射性物质将被释放到融雪中流入恒河。
随后两年,中情局先后派遣了数十名携带盖革计数管、一种常用的脉冲,记录核辐射探测器的登山者和装有特殊探测设备的直升机,在冰山上展开了地毯式搜索,试图找到核发电机的踪迹。同时,夏勒和其他队员也登上了楠达-德维山上的另一座稍矮的山峰,成功地安装了一套类似的爆炸观测和导弹监视装置。随后,他们也加入到了寻找钚燃料棒的队伍之中。但是除了盖革计数管发出的几声信号之外,他们没有任何发现。夏勒还利用这次机会偷偷离开高营地,私自登上了难以捉摸的楠达-德维顶峰,并拍了一张照片留做纪念。
当喜玛拉雅之旅划上句号之时,登山队中的官方人员以充实行动报告为由,要求借用夏勒所记录的照片和日志。夏勒欣然同意了,但是几个月过去了,这些文件迟迟不见归还。他虽然多次索要,但是都被中情局以安全理由拒绝。中情局在私下诚派两名特工人员向他颁发了情报嘉奖勋章,但是又不准他保留这枚勋章。在这次谍报行动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,每当夏勒要求中情局归还那些材料时,得到的答复还是:“中情局不能肯定,也不能否定你所要求的记录材料是否存在。”
由于不能向家人透露这次行动的任何情况,夏勒的婚姻生活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,在结婚13年后与夫人分道扬镳。但是,他工作非常努力,成了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,在西雅图的一家儿科医院工作。对于这次秘密登山行动,他一直守口如瓶,直到2005年登山队队长科利上尉出版了《喜马拉雅山的间谍》一书,详细描述了那次喜玛拉雅行动之后,夏勒才打破了长期保持的沉默。
据夏勒所知,中情局后来一直也没有找到丢失的核装置。在2005年从“庇护所”采集的水样中,检测到了钚239,而这种同位素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。再过几年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,这台发电机也许会从它的冰沿墓中爬出来,对人类进行放射性报复。然而,中情局对这种可怕的前景却依然是“既不能肯定,也不能否定”。
其实不止是米国,就算是一直被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,对于华国的刺探也是没有放弃的。1965年,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厩。在周总理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,他们大开眼界:蚕蛹、蛇、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。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,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:“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,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。”
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。然而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任何不经意的手势、随口说出的话,甚至盘中的菜肴,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。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,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。
从中华人民共.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,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: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?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?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共.产主义社会?
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,苏共中.央要求克格勃在华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,加强间谍工作。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,最先成功招募到华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。
60年代,中苏关系交恶,刺探并揭露厩反对苏联、“破坏国际共.产主义运动的阴谋”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,因为“华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”。
遵循苏共中.央的指示,上世纪70年代,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。其中包括:“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,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。因此,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: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、华国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阴谋;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、新式武器模型、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。”谈到最后一条,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,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,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这竟然与“吃”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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